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访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

引言：邓洪波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学院文化研究工作，而且长期坚持资料建设，考据与理论并重，时有创获，已经形成以书院文化为主的研究特色。

　　2010年5月7号，在岳麓书院旁的胜利斋，印象记者团的成员对邓教授进行了采访。

　　坐落在岳麓书院旁的胜利斋，绿树掩映，红墙砖瓦，清净，明亮。作为岳麓书院研究者的日常办公之所，胜利斋简约而不失庄严。走进胜利斋，抬头可见郁郁葱葱的洋槐树，清丽的槐花淡淡的开在枝头，落了几些槐花的地面，散发着雨后泥土湿湿的味道。随着邓教授走在木制的楼梯上，吱嘎吱嘎的声响让人顿时有种崇敬，原本浮躁的内心也变得平静了许多。这样一个返璞归真，安静平和的院子，不大，却充满了与知识相配的素雅。

　　走进邓教授的办公间，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柜柜满满的书，书桌上整齐的书和资料。干净，整洁，是给小记者们的第一印象，不管书怎么多，始终都是分门别类的进行了整理。由于未见过邓教授，在采访前，便猜想邓教授是不苟言笑之人，见面之后，邓教授平和的笑容让小记者们倍感亲切。与教授寒暄了一番后，大家也都随意起来，邓教授也张罗着让小记者们自己泡茶喝。

关于岳麓书院

　　由于都是湖大的师生，简单的寒暄之后，便开始步入主题。小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邓教授与岳麓书院是如何结缘，邓教授端起茶杯沉吟了一下，用一种怀念的语调说：“我当时1983年，在湘潭大学读书，我的指导老师碰巧是老湖大中文系毕业的，在他让我们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正好赶上岳麓书院修复要征集资料，当时的宋史有一点问题。”说到这，邓教授笑了笑，“说来也是巧，我正好对宋史很感兴趣，写了一篇关于宋史书院的论文，老是觉得还不错，于是就让我写那篇关于岳麓书院的文章，解决了几个以前争执不清的问题，于是就变成了对宋代的岳麓书院的研究，也因为这个原因，83年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全国的书院的研讨会，我作为一个在校的本科生参加了这个研讨会，从那时候就希望能来这里工作，84年毕业就来这工作了。就是这个机缘才走上书院研究。”说起自己的书院研究之路，邓教授侃侃而谈，继续道：“开始来的时候就筹备湖南大学定名60年，岳麓书院1010年，所以当时一来就整理这个文献，然后就写出了岳麓书院史略，和几个人一起。这个史略还评上了湖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我们千年学府也是在那个时候把招牌亮出来的。岳麓书院也成为湖大的金字招牌。”

　　说起岳麓书院，湖大人都有一种自豪感和满足感。邓教授身处其中数十年，对我国的古代文化有着更切身的体会。当被问及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感受时，邓教授说：“书院总体来讲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探讨的问题是传统的修身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和古文的结合很多，这种结合是一种心灵上的交流。他们留下来的一些著作，他们当年的一些思考，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知识分子要学会担当，他们的一些精神也确实令我们感动。无论身处乱世还是太平盛世，他们对国家和对民族责任的那种担当确实令我们感动。”说到这，邓教授轻轻摇头叹息：“如今的很多大学生就只考虑就业，虽然说就业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是在对文化和对心灵的修炼方面少了很多。而过去的很多读书人在并不富有的情况下也十分注重对心灵的修炼，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这种担当是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同时也产生了孜孜不倦的求学动力。”这一席话，听的在场的小记者们连连点头。

　　谈到修身求学的问题上，小记者们希望邓教授作为湖大学子的师长，能够寄语广大莘莘学子，告诉大家如何才能传承和发展书院积淀下来的文化。邓教授颔首，语重心长的说：“书院作为一个传道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要会写，但不能仅仅会写，不能仅仅为了考试去写。我们不反对科举考试，却反对仅仅为了科举，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不断修炼自己，不但会写，会科举考试，还要学会对文化的一种担当。在古代，如果科举成功，做了官之后要对民众负责，是民众生活的更幸福，要以人为本。如果没参加科举，没有做官就要去传道，尽力去影响身边的人。”小记者们连连称是，这就是古人常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邓教授向后靠着椅背，继续说：“我想作为千年学府的大学生应该从有担当做起，提升自己的责任感。这样一来，能够尽力去影响身边的人，做官会廉洁，会为民做事。在其他岗位上，也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从而为社会做出贡献。”

关于学术研究   

　　邓教授游学美国、日本、朝鲜、韩国的经历让小记者十分感兴趣，于是问及邓教授对异国文化之旅的深刻感受，邓教授回忆了一下，说：“在美国的时候就感觉不同国度的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不同，或许是由于文化差异吧。然而也正是这种文化的差异启迪了我们的思维，开阔了我们的视野。”邓教授喝了口热茶，继续道：“在异域文化中，换了一个场景之后，就会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远距离的思考。首先文字就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无论如何，身处异域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会比你在国内的时候更美好，也许是由于距离产生美吧。”说到这儿，邓教授带着对中国文化的自豪，微笑起来。然而说到在邻近国家的游学经历时，邓教授略带复杂感情地说：“在朝鲜日本的时候还能感觉好一点，走在街上看到的也都是汉文，还有用汉字雕刻的木板。而且谈论的也都是圣人，比如孔孟，谈论的基本上也都是同一话题。然而到了韩国就不是这样子的了。”顿了顿，邓教授解释道：“韩国连一个汉字也没有，就连上厕所也可能走错，对汉字抛弃很厉害。”究其原因，邓教授觉得是在文化大革命我们自己折腾自己的时候，他们开始起飞了，起飞了之后，日本宣称要脱亚入欧，韩国也废弃了所有的汉字，这已经有几百年了。说到文字的不统一，邓教授提到了秦始皇，他认为其实秦始皇有其伟大之处，书同文，是一种文字的统一，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邓教授谈到自己最近在写一本关于日本书院历史的书，虽然有些东西说起来很难，但是看起来写起来就很容易，也称得上是一种纸上交流。综合近几十年来我国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邓教授举例：“就在我们折腾的过程中我们也丢失了很多东西，朝鲜的，日本的，越南的，其实越南以前的文字我们还是看的懂的，但是他们根据对他们殖民只有几十年的法国文字改造出来的越南文字，我们却看不懂了。一直以来的中国变得有点落寞。在这几十年我们不折腾了，变得平静，涛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也说了避免瞎折腾，而中国的进步也是大家所有目共睹的。”结合我们湖大的校歌中所唱的“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邓教授总结：“传统的东西不能丢，但同时也要接受一些西方先进的东西，实现两者的兼容并蓄，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

　　了解了邓教授在国外的游学经历，小记者将话题引到了邓教授走遍国内二十多个省对书院的考察经历上，在小记者将邓教授此举与当年建筑名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亲自考察各地古建筑的行为相提并论时，邓教授连连摆手，谦虚道：“跟他们就比不得了。”中国文人的风度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谈到考察途中的感受时，邓教授略带痛心地说:“以前去过的很多书院现在都不存在了，这个是在发展的角度上被推平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位我们岳麓书院的学生，他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办了一个书院，现在是益阳县一中，学校办得很好，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80年代去的时候，拆掉了一些，为了扩招，90年代去的时候又拆了一些，到后来就干脆从书院中搬了出来，从此那个书院就被荒废了。”邓教授停顿了一下，平复了一下思绪，用略带伤感的语气继续对小记者们说：“在边远地区，很多小学中学都是由书院改建成的，而如今经济发展以后，成片的书院被拆掉，被改建成楼房，这是很令人痛心疾首的。如果说为了湖南大学的发展把岳麓书院也推掉，那种扼腕痛心的感觉你们就能体会到了。”小记者们纷纷点头，感同身受。看着小记者们的反应，邓教授叹息一声：“这也是经济妖魔化的一个表现，为了GDP增长，它会毫不留恋的吃掉传承着文化的书院。书院是一种文化的记忆，是一种精神的符号，毁掉容易，重新盖起来却很难啊。”最后，邓教授将眼神投向了悠远的天空，缓缓道：“希望今后在中西部的开发过程中人们能够注意对文化的保护。”

　　这种文化之殇让大家许久不曾言语，沉浸在一些地方书院文化被毁的痛心之中。

　　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我们带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对我们的精神文明造成了冲击和损害。这是个很浮躁的时代，而学术研究需要一个人忍得住寂寞甚至是枯燥，需要心灵的宁静。当小记者问及邓教授对目前一些学者急功近利，进行学术造假的事件的看法时，邓教授沉吟一会儿，道：“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体制“逼良为娼”，教育部要考核，规定一年之内你要拿多少文章，要在哪里发，在那里怎么做，拿多少科研经费，拿多少课题，逼着你去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你要是不去干就有可能被淘汰。另一种就是缺乏古代先贤的那种担当。在这种社会的大气候之下，那种已经变成“娼”的人得到了社会的某种承认，在他们抢得了很多资源很多光环的时候，很多人就以娼为荣。在过去是很强调知耻的，这种事频频发生，其实是现在的制度和价值体系出了问题。在这种很无奈的前提下我们只能尽量保持自己的原则。”

　　感到这几个问题都过于沉重，小记者转而邀请邓教授寄语大学生，希望他能够给予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一些建议。邓教授娓娓道来：“最重要的做学问还得先做人，做人是很重要的，古语中说：正身，修身。都是说我们要修炼净化自身，做一个高尚的人，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也有一种传统的智慧在里面。不要看着别人用歪门邪道的方法得到好处，自己就失去了原本的立场。其次在四年之内要尽量去掌握专业的基本知识，四年后要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深造，不要使自己完全大众化，自己要提升自己。”

关于清史修纂

　　通过对邓教授生平事迹的了解，小记者们知道邓教授于2005年10月，应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委托，承担了修纂清史主体部分《史表·书院学校表》项目。作为一位在书院文化研究上耕耘了近三十年的教授，在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时候，他的心情必然是激动的。如今我们再问起这件事，邓教授已是一片云淡风轻：“修史是一个传统，从唐代以后，变成了官府国家修史，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就是后朝修前朝的史。然而民国的时候很乱，先后经历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后来又是8年抗战，3年内战，直到现在修史的工作才得以完成。书院清史表属于正史的一部分。其实当时申报的是清代书院学规继承，只是辅助文献资料的一部分，最后被委托做书院学校表，这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吧。不过倒是因为不认识满族文字，这个项目做起来还是很累人的，也是这个原因，项目延迟了一段时间才完成。”

　　了解了大概的修史情况，小记者询问当时遇到不识满族文字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邓教授解释道：“当然不可能我自己再去学满族文字，那样太费时间，而是借助前人的一些研究资料，当然不可能用他们的直接资料，完全是按照工科模式做的，虽然时间延迟了，但内容上是只多不少的，总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当问及对此次修纂清史的看法时，邓教授深吐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共和国60年才碰到了一次，民国没做好，做成了一个清史稿，共和国要是还做不好，清史可能就被永远搁置下来了。所以我对待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慎重的，白纸黑字写上去还是很神圣的。碰上了就得认真做，也记载了很多资料，形成了一个地毯似的收藏，但求问心无愧吧。”

　　印象记者团： 邓方方 范雪妮 周瑶